汉朝读书人有多少副业 侠之大者，为国生娃

看过不少讲人口问题的文章，都讲得很好，看了很有收获。因为以前生小孩是稳赚不赔的买卖，而现在则是纯亏本，从而导致一系列观念的变革。

现在和农业社会相比，为什么大家都不大愿意生了？原因主要分两部分：一是发展模式的不同，二是意识形态的不同。

发展模式的不同

在农业社会，土地完全归农民所有，土地上的产出过程完全由农民个人负责，土地上的产出完全归农民所有。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扩大再生产的主要办法，就是造人：有了人，耕田就可以耕得更快，田地就可以开垦得更多；耕田有余力，再增加家畜养殖副业，在沿海地区则又加以商业作为补充。生产力足够或溢出，便可读书识字考科举，尝试做官来完成阶层上升；人口多了，便形成宗族，宗族大了田地多了，就有专门供脱产读书人的公田，宗族大了强了，田地多了优了，宗族的读书人便更有保障，能供养的读书人就更加多，宗族人口与田地互为保障促进，形成正向循环；读书人多了时间长了，总会有几个考中科举出人头地做官，做了官了被赏赐更多土地，或者用更多的俸禄或其它收入来换取更多的土地。而做了官又对其宗族和土地有强大的保护作用，对外族人有巨大的震慑作用，然后再生产更多的读书人去争取做官，再继续在土地上做文章进行扩大再生产，形成土地—人口—宗族—读书—做官—更多的土地，这是一个正向循环的闭环。这便是农业社会兴乱交替的周期律，这便是农业社会官僚地主阶级的生产逻辑，这便是农业社会多子多福意识形态的总基调。

在微观的家庭方面，农业社会的夫妻是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养活一个孩子的直接成本并不高，只需要多一双筷子即可；较低阶层的家庭正常来说，其教育成本一代之后至少能供一个读书（有完全脱产或半脱产，所谓耕读），其住房成本为真真正正的自建房，主要付出人力成本即可；其医疗成本为用身体硬扛，辅以廉价的中草药，扛不过便自然淘汰。阶层越往上走，支出则取决于其家庭或家族宗族财力之多寡、实力之强弱。总的来说，农业社会不生孩子是血亏，多生孩子是血赚。

现代社会与农业社会相比，原有的生产关系已被废弃或一些原有的生产关系的外壳已被大大地改造或强化，现代社会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发展出了高度复杂的社会分工，一个让绝大多数人难以完全了解的极为庞大的生产体系。

普通人在现代社会的生产中，生产出来的结果不属于自己，生产的过程不属于自己，生产的所有权不属于自己，一言以蔽之，现代社会的生产是高度社会化的。

生产出来的结果不属于自己，即生产出来的产品必须进入市场参与流通，最后完成交换才有价值。现代社会有农业，古代社会也有农业，古代社会的农业生产也有进入市场交易，这是因为：一、对一个生产单位而言，农业社会将其产品投入市场的所占比不高，而现代社会则于一开始就是预备将其全部或绝大部分投入市场中；二、现代社会中农业产值大多在5%以下，意味着90%的产值即90%以上的生产都加入到这个生产结果不属于自己的生产—市场体系中去；三、5%的农业生产中与古代农业社会也大不同，古代农业社会自留口粮与初加工的加多，而现代社会收获农产品即需尽快通过市场交易出去，谁屯粮谁亏，屯得越多越亏，家庭生产的体量尚可不用太急，生产的规模越大则生产结果交易的需求越紧迫，并且今日家庭农业生产的效率也远高于农业社会，其交易生产结果的急切需求也远甚于农业社会，以至于其生产结果逗留在个人手中的时间极短，短到几乎可谓不属于己。简单来说，生产者根据现实做出主观判断，在古代社会是将生产结果大多留存，而在现代社会则是尽快将其卖出。四、生产结果不属于己不代表一无所获，凝结在其中是无差别的劳动，在现代社会中用货币形式表现出来。农业生产者被现代生产—市场体系牢牢吸纳，他必须尽快换成货币，才可以继续从事农业活动和扩大再生产。总的来说，古代农业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农业生产一样包含劳动价值，而古代社会农业产品相对附加值低，留存率高，换取货币需求不强，而现代社会农业产品相对附加值低，留存率低，换取货币需求强。

生产的过程不属于自己，首先体现在工业产品中。工业产品往往工艺复杂，环节多流程长，要配备各种专业人员，几乎大多数人都只能参与其中一两个生产环节，他对于整个生产环节是茫然无知的，只获取所参与环节的劳动报酬。服务领域行业众多，与人联系强如教师，联系弱则如餐饮，后者更接近于生产物，即便只有三五人的分工，一个人在同一时间只能做一件事，参与某一生产环节；教师的生产对象是人，具有不可控性和不稳定性，其生产过程不能属于自己，起码为不能完全属于自己。介于两者之间的与人打交道的行业，参考教师。农业社会生产领域和生产结果类似，越小的生产其生产过程就越属己，越大的生产就越不属己，然而规模越小在整个生产体系中的体量就占比越小。

生产的所有权不属于自己。农业生产领域，我国的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或承包权；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土地固然归私人所有，但是如前所述，农业产值和从事农业人数已占比极少，而绝大多数人从事工业和商贸服务业。在现代社会，农业产品及其原材料的附加值较低以致很少人主动愿意从事农业，往往是国家出于战略考虑给予巨额补贴或其它扶持方能坚持自主，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才是整个农业生产所有权的拥有者。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打工人，大多数都受雇于形形色色所有制的公司或企业，其所有制顾名思义就是构造复杂的所有权关系以联合各色人等在高度分工下进行生产的复合体。当然也有数量不少的个体户，但其体量在整个生产总量中所占甚少；普通人背景的个体户或初始阶段的创业者，其借钱起步与借钱扩大再生产，合作经营3-5人以上，生产所有权便不归一人所有。一人摊位之经营者（其占比要比小微企业还小得多），进货环节也和万人大企业别无二致，都是由他人负责前一环节，自己实际上从事的是一小环节，都同样可归属于整个社会大生产中的一环。

现代社会的生产与分工是如此的高度复杂，于是要求一个人甫一出生就向高度社会化的方向走，如果不是，这个人就无法进入现代社会，成为一个野人或废人。既然一个人从一出生就预备着要进行高度的社会化，那这个人本身的所有权表面上是归这个人的父母和自己所有，实际上是归整个社会所有。不止所有权，甚至使用权实质上也归整个社会所有。这就是现代社会养育后代纯亏本的基本逻辑。

现代社会中养育一个人进入社会要进行大量的长时间的文化和社会化训练；这当然是人为规定的，其效率和质量是另一回事。除却教育成本近乎无底洞，住房和医疗成本也很高昂。现代社会发展出集聚各种生产要素的超大城市，各中小城市奔走效仿，这就是所谓的城市化或城镇化。这固然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出，但是人越来越多，地租和住房成本也水涨船高。因为高度分工，住房不用自己建，所以住房成本除了地租外，还有一笔给到负责其它生产环节的人工费。古代虽然也有“居长安不易”，但是大部分人居住生活在农村，而现代社会大部分人生活在城市。医疗卫生领域同理，现代水平远高于古代的背后，是需要支付相关环节生产和科研人员的人工费。

如果生育后代数量只取决于经济实力，那为何古代普通甚至贫苦之家也生育甚多，而当代富豪的生育数量大多不会超过3个？除开前述现代所生育后代实际的所有权归属整个社会，其二是古代个人的生存发展和成就都深深建立在不会变动、移动的土地上，而现代则是与产业的兴起更替息息相关。20世纪中期以后，大的行业兴替周期不过一二十年，细分的行业的周期更可能是三五年或五八年，在此起彼伏的市场经济浪潮中，生育后代靠人海战术已是越来越落后的生产关系，而要成为勇立潮头的风云人物，那更需要各种优势因素叠加下的精耕细作，越是要长久的越是如此，那更是万中无一。其三，古代家庭中的两公婆可视为有共同的劳动对象以及共同的收入来源，在此意义上是真正相互依存的。而现代社会夫妻俩往往从事不同的工作，彼此之间的收入来源在生育前后都互不相干，所以共同生育和抚养子女的意愿便大幅下降。其四，大多数人的经济收入结算方式都是上一天班得一天钱、出一日工得一日钱，不上班不出工则不得钱，故因生育不能上班便直接亏本，又以女性为甚。

所以接着我们来看第二方面。

意识形态的不同

简单概括，就是以金钱为衡量标准或基础，全方位注重以个人为中心的在世体验。

这是以西方近代史为基础视角而作的概述，但同样可将东方中国和其它地区概括在内。这是因为：首先，古往今来人是必然追逐现实经济利益的，不然人类这个物种也不会存在。第二，西方近代以前的文化主要是宗教文化，宗教文化下的人民生活虽然是相互争利、艰难残酷，但名义上还是有宗教—文化戒律。近代以后西方世界引领了现代化，西方文化的现代化同样也深深影响了世界文化的现代化——上帝已死，人权当立。这是由于相较农业社会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了应对新技术新产业，提高生产效率，就需要更多更优的人力和社会组织架构，就又必然要求更为实际到位和广泛深入的人权，和更优更高的生活水准相互促进。这个现代化的核心要点没有区别，所以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也不会有本质区别。第三，经中国周朝创立，孔子整理而兴起，汉朝再度改造而确立统治地位，长达两千年的儒家意识形态，“不语怪力乱神”，重世俗而轻超验，是我们政治上文化上的早熟；这个特点和现代文化相似。在儒家文化各种各样的道德准则之下，人民的生活同样是相互争利、艰难残酷。而当现代化到来，儒家文化下的道德外衣也被祛魅了：公然宣称追逐世俗利益的现代精神，与重视世俗生活的东方传统文化一拍即合，一路狂奔。

在现代社会由于发展模式的改变，导致个人在生存、生就和在世体验方面的改变。

个人的生存不等于生娃。尽管个人基因的延续在生物学角度还和生娃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但整个发展模式已由人口数量—土地—初级体力劳动，逐渐转变为人口质量—产业—高级脑力活动。个人生存能力和生存空间的获得和发展，越来越多地取决于社会化生存技能和文化知识的掌握和拓展，而这又占据越来越多的个人时间和精力。农业社会娃生来没几年即可以参加劳动，直接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生了就有收益。而现代社会个人生存技能和文化知识的掌握和发展，不但和生娃没有直接的联系，反而生娃所花费的时间、精力和抚育成本，还会大大挤压个人生存技能和文化知识的掌握和拓展，即大大压缩个人的生存发展空间；父母掌握的生存技能和文化知识和子女的具体劳动资格准入不但没有必然的正向联系，反而父母掌握得越差，就越不能给子女提供优良的生存环境，就越不能将其传承给后代。简而言之，个人生存与发展=生存能力=生存技能+文化知识+社会关系≠生娃。

个人的成就不等于生娃。既然是发展模式这样的社会基础决定了必须在个人生存技能和文化知识基础上拓展个人生存空间，而由此而来的意识形态就必然在政治上和道德上要求父母掌握良好的生存技能和文化知识，要求父母给子女成长提供优良的生存环境和优质的社会化训练；这样的意识形态不单要求着现有人口，还同样预备要求着新生人口和未来的新生人口。在这种意识形态下，一个人如果不按这种基本逻辑来抚育子女，不单个人基因的生物学延续缺乏长远的竞争力，个人还会直接受到强大的舆论压力，简而言之最终被社会抛弃或边缘化。既然抚养后代是万般不讨好的事，既然在人口再生产上完成了这样的最终闭环，那个人成就感的获得就完全转移到个人的生存技能和文化知识上来。古代个人成就感的获得，由于土地与财富、人口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个人成就=土地（财富、人口）=生娃；而现代社会个人成就感的获取来源多样化了，由于财富的获取来源多样化和高度社会化了，即个人成就=多样化社会化财富和社会地位=多样化社会化个人生存技能和文化知识≠生娃。

个人的在世体验不等于生娃。因为发展模式转向挖掘人口质量（智力资源），个人生存空间与其多样化社会化生存技能和文化知识的获取渠道互为促进，这也必将建立一系列多样化社会化的个人在世体验；前者既然是以个人为中心，后者也必然是以个人为中心。个人在世体验主要经过与生娃无关的漫长的社会化训练才能建立起来，他才能获得主动性，而当获得一定的主动性之后的在世体验，同样是投入到更广阔的社会化体验中去；这即是说，一个新生人口他的社会化程度是如此之低，以致于他的在世体验是如此之低，而他在世体验赖以建立起来的个人生存空间又须仰仗他的生育者付出，但是这一系列漫长过程并不真正进入他的生育者的高度社会化的活动，即与他的生育者的在世体验无关；并且在他的社会化训练同样漫长的时间，社会的生产力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他所将进行具有一定自主性的在世体验，也必将比他的生育者更为多样和社会化，而两人之间的相同的在世体验就会更少，这就造成两代人之间若除去生物学的联接而对在世体验而言无须关联。

具体的在世体验的工作和生活方面不单占据了更多的个人时间和精力，在娱乐方面的如视听产品、游戏、文学、旅游则更甚。然而个人能拥有的时间是一定的，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个人生存空间的拓展或是个人在世体验的娱乐，都远比生娃有收益；越是新生代的，越是会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分配到个人在世体验的娱乐方面；越是新生代产出的娱乐产品，也必将在意识形态上表达对生娃负收益的思考，从而更加淡化生育欲望。

两性之间的婚姻与家庭方面，既然两个人婚姻前后都不存在紧密合作的社会经济生产关系，那么传统的婚姻与家庭就烟消云散了。一方面两性在现代生产体系中存在实际上的平等，一方面新人口的生物实体生殖还是主要由女性来承担，这就意味着进行实际生育活动要占去女性相当可观的个人时间和精力，从而影响个人生存技能和文化知识的获取，也最终挤压个人的生存空间，所以我们可以确定在现代社会已有的生产关系框架中女性的真实生育意愿远低于男性。

假设人类物种存在和繁衍的方式和状态无法改变（能改变也许就不再是人类，而成为了一个新的物种），那么在越来越社会化的生产关系中人口可能会越来越少，能寄予希望的重点可能在科学技术的突破上。如果能进行人工培育，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的同时还会严重冲击旧有的道德伦理，甚至造成社会动荡。可以想见，即使取得了科技上的突破，是否能得到应用并完成全社会的转化，还会需要相当漫长的时间。

总结一下，由于发展模式的改变，高度社会化在人的使用权方面大大侵蚀了所有权，养娃由稳赚不赔变为纯亏本，导致现代社会中人生育的意愿大大降低，并且随之而来一系列意识形态将其强化；而且由于目前仍无法改变的女性承担新生人口的生物功能，女性的生育意愿远低于男性。

其次，目前针对人口负增长的主要思路和手段基本还停留在经济方面，微观的直接的做法如货币补贴、产假延长、费用报销等其政策优惠，中观的间接如优化教育、住房和医疗等生存环境和成本，宏观的长远的如调整两极分化、阶层固化，通过调整分配手段让中低收入人群拥有更多财富。就实践成果来看，经济手段的整体力度不大，效果不凸出，以致于一系列推动人口增长的手段只处于辅助地位。假如加大经济投入和调控，使生育政策的收益接近生育的成本，首先是利益的平衡困难重重，人口增长的序位即使在古代也排在很后面，更何况注重质量的现代，其次是在技术上难以量化计算，再者是效果有待验证。我国面临的人口问题较大可能增长率直追韩国，出现未富先老的局面。

最后，在肉眼可见的未来，在生产力不倒退的情况下，能寄予希望的是人工培育科技的突破以及社会化养育的开辟，这不单是生产力的大突破和深刻的社会变革，还大概率会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也必将要建立全新时代的伦理道德，所以这不是我们几代人之内所能和所应该考虑的事情。从原始聚落到古王国雏形的经历以千年计，生九存一而且循环反复，现代社会历史极短不过数十余年，从未来看现在也许人类社会的新阶段才刚开始。

2023年5月8日

附

1.对于任何执政者来说，他和民众的关系都必然是事实上的农场主和火鸡的关系：他必须靠这些火鸡来养活，火鸡的生育和再生产对这个农场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2.2023年1月1日起施行的《妇女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二条，“妇女依法享有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子女的自由”。

3.缩小贫富分化未必能促进人口生育，但扩大贫富分化必然是剩男剩女。

4.现下的亲戚关系也如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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