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靠什么赚钱 金庸的友情世界

2007年6月13日，金庸在香港接受《中国艺术报》专访

金庸的友情世界

慕津锋

10月30日下午四点，与梁羽生一起开创了“香港新派武侠小说”的金庸先生在香港养和医院去世，享年94岁。

我做了18年征集工作，很可惜，我从没见过这位武侠大师。但也正因征集工作，让我有幸读过金庸先生写给好友梁羽生的一封亲笔信，有幸结识他的小友温瑞安先生。从他们那里，我真切感受到了金庸与朋友的真情意。

这是一封金庸1995年写给梁羽生的书信。信的主体打印而成，开篇的“文统老友”和结尾处的“弟 良镛安 15.Oct.95”则由金庸亲笔书写。

金庸1995年写给梁羽生的书信

在信中，金庸不仅向老友梁羽生详细讲述了自己的这次“重病”，而且还讲述了众多好友（沈宝新、王世瑜、蔡澜、叶运）在自己生病期间对自己的种种关心，这份关心背后的情义让金庸感动不已。

在信的第二段后半部分，金庸提到“初中同班同学，明报共同创办人沈宝新兄在病房外自始至终守候了八个半小时。我们相交五十余年，到老来友情弥笃。”

沈宝新与金庸，在嘉兴一中因战乱迁到丽水碧湖时，就在同一个班级。当时沈宝新18岁，查良镛只有14岁。查良镛（金庸）是年级长，沈宝新是年级篮球队员。1946年，沈宝新到香港担任香港嘉华印刷厂经理。1948年底，金庸从上海调往香港《大公报》工作。

1959年，当金庸决定自立门户独立办报时，他找到沈宝新帮忙。很快，他们达成共识——注册野马出版社，先出版《野马》，以发表武侠小说为主。1959年5月，他们把十日旬刊《野马》改为《明报》日报。《明报》创办时，两人合资：金庸出资8万元，沈宝新出资2万元。沈宝新负责经营和发行，金庸则担任总编辑和主笔。金庸以他的武侠小说和著名的政论吸引读者，沈宝新则在经营方法上努力。合作三十多年，他们从未吵过架，他们相互信任、相互尊重，两人性格温和，从不斤斤计较。金庸曾说过：“我跟沈先生合作到退休，合作无间，两人从来没有吵过架。他对我很尊重，我对他很客气，我们私交也不错，我们两个人个性都很随和，都不是斤斤计较的。”经过沈宝新与金庸的艰苦奋斗，并肩战斗，《明报》最后成为香港最大的报纸之一。

金庸后来在回忆沈宝新时，说过交朋友要在年轻时候交，可靠。“我是小朋友，他（沈宝新）是大朋友。”

在信的第2页最后一段，金庸又讲到好友王世瑜专门从温哥华飞港看望自己。曾两度成为金庸手下的王世瑜，与金庸的交往也极富戏剧性。20世纪60年代，王世瑜初入《明报》，职位只是信差。但他聪明勤勉，甚获金庸欢心，很快就由信差升为校对、助理编辑、编辑，到最后，更被升任《华人夜报》的总编辑。60年代末，金庸创办了《明报晚报》。不久，便把它交给了王世瑜。但由于王世瑜的办报宗旨遭到金庸夫人的反对，争执之下王世瑜辞职，转投《新报》。当时他年少气盛，便常在报上拿金庸开玩笑，语多不敬，金庸也只是一笑了之。后来王世瑜自办《新夜报》，大赚一笔，赚钱后便卖掉报纸，举家移民加拿大。金庸听说他不办报了，立刻邀请他回来重新加盟《明报》，任《明报晚报》和《财经日报》的社长，重新收归旗下。对于金庸不计前嫌并委以重任，王世瑜从内心对金庸是极为敬服的。他后来对金庸有过评价：“深懂用人之道，懂得放手让下属办事，三十多年来我从未见他辞退过一名员工，或骂过一名下属，但公司的同事对他都很尊敬。”所以当听说自己的老师、伯乐、老领导身体出现这么大问题时，一定要从温哥华不远万里回来探望。

金庸在信中还谈到好友蔡澜（蔡澜、金庸、黄霑、倪匡并称“香江四才子”）为使自己康复，所做的虔心祷告和至诚关心，让自己感动至深。

“好友蔡澜先生每日早晨四时半起身，沐浴梳洗后，焚香恭书般若心经一篇，于七时过海送来医院，盼我静心领悟心经中世法本空之旨，有助康复，日日如是，直至我脱险出院，尤为感怀。”

日日如是，这一点绝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如果不是至真至诚至信的朋友，谁可能如此尽心尽力？

老友叶运的举动，同样让走过生死的金庸铭记在心。“明报三十余年的旧同事叶运兄因病双目失明，得讯后摸索来到病房，要摸住我的手，听到我说几句话，这才放心离去。”要有怎样的情谊，才能让一个已经看不见这世界的老人，摸索着前往医院去看望自己的朋友。去了之后，只是希望能摸摸金庸的手，听听金庸的声音。

这种朋友世间难得，能得金庸这种朋友，他们是幸福的；能得叶运、蔡澜、沈宝新、王世瑜这种朋友，金庸是幸福的。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之中要有知己，知己之间要有情有义，“大侠”的生命中应有这种重情重义的知己，方不枉此生。

金庸

这些朋友的真挚关心，让金庸感受到世间友情的可贵，看到自己在人世间的幸福，“……使我深刻感到人生感情的可贵，觉得虽然大病一场，经历了肉体极大的痛苦，其实还是所得多于所失。……以我这样冷冰冰的性格，平日很少对人热情流露，居然还有这许多人关怀我，真心爱我，觉得我这个人还不太讨厌……心脏肌肉虽然坏死了百分之十六，心中的温暖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六十”。这些真情让金庸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不妨再多活几年，瞧他以后还会做些什么。”

在信的最后，金庸告诉梁羽生，医生告诫自己“要节劳、忘忧、膳食清淡，适当运动，心血管病六、七年内当可不致复发。”在这里，其实我们能看出，金庸其实也在告诫自己老友梁羽生要多注意保养身体。都是古稀之人，只有按照医生说的这四点，老人的身体问题才会少一些，身体也才可能健康些。由此可见金庸对老友深厚的情谊。在金庸近7个月的住院时间里，梁羽生也定是心生牵挂，多次问候。现在病情总算稳定了许多，身体也渐康复，终于可以提笔致信时，金庸第一时间便要写信告诉老友自己的情况，请他勿再牵挂。“患病期间，多承关怀，现简述病情经过，并深切谢意。”

金、梁二人早在50年代初，便已是《新晚报》的工作搭档。那时，他们有一个共同嗜好就是下围棋。他们常在一起对弈，杀得昏天黑地。时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的聂绀弩，每天最大的兴趣就是找这两个年轻人下围棋。“三人的棋力都很低，可是兴趣却真好，常常一下就是数小时。”三个人旗鼓相当，有输有赢，金庸与梁羽生经常联手对付聂绀弩，杀得难分难解，从下午一直下到晚上，有时甚至下到天亮。两个棋迷在报上写的“棋话”也互争雄长，不相上下，深受棋迷欢迎。

五十年代末，金庸离开《新晚报》回到《大公报》，后辞职开始创办《明报》。二人的来往也少了许多，但情谊依旧。晚年的金庸与梁羽生，一个在香港、一个在悉尼，远隔千里，难得见面。在仅有的几次见面中，下棋几乎成为这对老友必有的项目。1994年1月，金庸前往悉尼参加作家节，那时他们已十年不见。梁羽生热情地邀请金庸到家中做客。当金庸来到家中，梁羽生拿出一副很破旧的棋子，开心地跟金庸说：“这是你送给我的旧棋，一直要陪我到老死了。”梁羽生还有几本清代的棋书《弈理指归》《桃花泉弈谱》也是金庸送的。两位古稀老人这次难得见面，最大兴趣依旧是下棋。他们一下就是两个小时，直到疲乏，有些头晕才作罢。

2009年初，梁羽生去世前夕，他们最后一次通话，电话里梁羽生的声音很响亮：“是小查吗？好，好，你到雪梨（悉尼）来我家吃饭，吃饭后我们下两盘棋，你不要让我，我输好了，没有关系……身体还好，还好……好，你也保重，保重……”想不到几天后，梁羽生便永远地走了。当听到老友去世的消息，金庸悲伤不已，特写挽联悼念自己这位半个世纪的老友。

痛悼梁羽生兄逝世

同行同事同年 大先辈

亦狂亦侠亦文 好朋友

自愧不如者

同年弟金庸敬挽

金庸原本打算这次春节后去澳洲，跟相交六十年的武侠老友再下两盘棋，再送几套棋书给他。可这一切，现在都已经无法实现，这也成为金庸心中一个永远的遗憾。

金庸对朋友的侠义之情，同样让小友温瑞安先生感同身受。我有幸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与温先生结识，并听他讲述他与金庸先生的“忘年之交”。

温瑞安与金庸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85年的香港大会堂。第一次见面的当天，金庸热情邀请温瑞安和他的朋友坐自己的游艇出海游玩。在这次聚会中，温瑞安对金庸谈出了自己对他的感觉是“有容乃大”四个字。金庸点点头，补充说：“这四个字下面本来还有四个字，就是‘无欲则刚’，而这八个字就是《明报》办报的宗旨。”

金庸（右）和温瑞安

第一次见面，温瑞安便感觉金庸是那种“虽没有摆任何姿态，但自有气派。”此后，他们便开始了交往。温瑞安常在自己陷入迷惑时，向金庸求教。在他眼中，金庸是一个可敬、可亲、可爱的长者和朋友。 有一次，温瑞安和几个朋友想搞一个“神州社”。但不久，他便给金庸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谈到自己在交友方面的想法和苦恼。他在信中特别告诉金庸不要给他写回信，因为他知道金庸太忙，为自己而耽误写武侠小说，自己于心有愧，读者也不会答应。但金庸还是很快给他回了信，而且还是在赴美前夕百忙之中速复的。在信里，金庸对温瑞安这样说道：

“你办‘神州社’，那是很难长期支持的一种友情理想，你必定极爱朋友，满腔热诚地待人，从你最近的文章中，得知有些兄弟姊妹离开了你。瑞安，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有的人厌倦了，转变了，心情不同了，那是必然的事。已经有过几年、几个月、几天的相聚，还有什么不知足的？一夜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朋友之道亦当如是观。不要认为他们是‘背叛’，那是太重的字眼。人生聚散匆匆，不必过分执著，千万不要把你的朋友当作敌人，那么你心里不会难过，朋友也不会难过。夫妻只是两人之间的事，要白头偕老也是极难，何况数十人的结社？如果有人离开，最好是设法当他是’神州社‘的支部，如此不断扩充，亦美事也。我明晨赴美，约十日后回港。”

金庸

对于自己的这位小友，金庸总是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及时给予建议。他曾当面批评温瑞安小说常另辟段落写山川风景，这样做其实不够自然；也批评过他文章写得太快，这样其实难免会有疏漏。

“文学上，节制是很重要的，要将奔腾的感情约束在含蓄的文句之中。你的小说有很大的吸引力，然而往往放而不能收，给人一种’过分‘的感觉。《四大名捕》很好，《今之侠者》中前几篇也很好。《神州》与《血河车》似乎写得太仓促、太快，自己特有的风格反而少了”……也曾指出他的小说中兄弟背叛出卖的情节过于重复……，当然，金庸也会跟温瑞安说：“你不一定都要接受。”但每次，温瑞安总是真心地虚心接受金庸的意见，并尽量在下一部小说中避免犯同样的错误。

1981年，温瑞安在香港曾写过一篇《杀人者唐斩》（又名《结局》），其中用了很多现代文学的技巧与手法。后来，当金庸读到这篇小说后，特地邀温瑞安夫妇去听涛馆吃饭，金庸亲自开车来接他们。吃饭的时候，金庸手里拿着温瑞安的这篇小说，笑着说:“《结局》写得很精彩，很好,《明报》要用，不过有些错漏，不妨拿回去再改一下，要是不改，《明报》也会用。”最后吃完饭往外走时，温瑞安竟然把小说稿子忘记在椅子上，餐厅服务员赶忙追了出来，把稿子交给了金庸，金庸还替温瑞安付了小费，并且笑着对温瑞安说：“这幺好的稿子，别丢了哦！” 温瑞安双手接过稿子，心情显得非常沉重：“我不知道古人传递衣钵的情形怎样，但我要记住这份感情。”

我记得那次即将临别之际，我请温瑞安先生题写一句有关武侠的话。温先生拿笔沉思了一下，然后运笔如飞，在我的册页上题写了“慕津锋使友 神州武侠不灭 温瑞安”。

我想这句话正体现出金庸先生对温瑞安的影响有多么巨大。

我相信这个“武侠梦”、“江湖梦”，也将会永远留存在我的心中。

金庸先生，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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